“革命”“建设”“改革”是目前学界和新闻媒体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三个范畴。作为时间范畴，它标识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三个历史时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三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但仅把这三个范畴当作时间范畴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它忽视了革命、建设、改革在三大历史时期的共时性特征，即三者在空间上的共存性和交互性。因此，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化史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厘清革命、建设、改革三者的关系，准确把握近百年中国变迁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必须协调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百年社会变革的三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从微观视角可以细分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宏观叙事的视角，则可以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在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从党的文献看，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多次使用了“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个表述，三者前后相继，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蕴；三个范畴并列起来，又有同时共存的含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革命、建设和改革”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并以此将我们党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随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范畴作为时期范畴逐步进入学界的视野，逄先知在《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中、欧阳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求是》2009年第19期）中、李捷在《中国共产党与两大历史任务》（《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中都表达了与党的文件相同的观点。此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和目前国内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二卷），也将我们党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大历史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时，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分别界定党的三大历史阶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综上，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用“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历史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已经成为党内文献以及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的高度共识。
上述分期之所以成为党的文献以及理论界的共识，不仅在于它清晰地从党的工作任务层面把党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且在于从政治及社会发展目标层面对应了中国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在革命阶段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基本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打下基本的国防和工业基础，为现代化的起飞奠定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阶段对原有的现代化模式予以反思，探索适合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在这一接续不断的百年进程中，中国社会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2]
从现代化角度看，上述三大历史时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实践整体和发展整体”[3]，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历史规律，各自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时序性的基本问题，并为下一阶段中国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必备条件。这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的展开，不同阶段之间的衔接意味着阶段性任务的转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建设、改革始终是接续发展、承前启后的。虽然这三个历史时期在阶段性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上有较大差别，但它们作为中国现代化接续不断的历史阶段，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东方大国社会实际的结合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波澜壮阔的人民实践和探索之中，统一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进力量对落后社会持续不断的改造之中。忽视了这一层次上的逻辑统一，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漩涡，造成严重的认识错误甚至政治错误。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国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4]然而，当前影响较大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歪曲历史，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历史虚无主义者把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尖锐地对立起来，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完全割裂，是对历史的碎片化主观化的诠释，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解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5]他还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6]
总之，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以贯之的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即将到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时，必须准确把握革命、建设、改革三者前后相继的历史逻辑。
二、革命、建设、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件大事
从语词属性上来讲，革命、建设、改革不仅是描述历史发展主流的名词，也是阐释具体历史阶段核心任务的动词。我们之所以强调“革命、建设、改革”三者不可割裂，不仅是由于这三个范畴代表的历史时期具有接续发生的历时性特征，更是由于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构成三大历史时期基本底色的动词具有共时性特征。换一种说法，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三者的关系，可以有两个维度，从时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空间维度看，革命、建设和改革共存于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具体而言，在革命阶段，同时具有以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社会建设措施，以及持续不断地顺应革命形势的改革措施；在建设阶段，同时进行着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政治革命和调整原有政策的改革；而在改革阶段，改革既是革命，又是建设。“破旧”是革命，“立新”是建设。革命、建设、改革举措的共时存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特征，也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又一视角。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征，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武装斗争。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具有强大反革命力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制于特殊的国际形势，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外部援助，因此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内部革命力量的建设。这种建设不仅指向经济建设，而且指向人的自身建设，不仅注重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加注重人的现代化，并且后者更为关键。人的因素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动员和重组，并将这种组织力量转化为革命力量，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将自身建设成为战斗堡垒，才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建成了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才使中国革命具有强大的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最终实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由于持续开展后方根据地建设，在根据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实践及政治权威构建，为前方革命斗争提供充足的物质力量，才能推进中国革命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破坏旧世界”的伟大革命中，始终没有忽视“建设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人民积极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7]。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战前该区耕地面积为843万余亩，到1945年时增加到1521万亩，增长了80%以上。边区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1943年达184万余担，除当年消耗外，可余20万担，1944年又增至200万担[8]。据1941年至1945年的统计，根据地共支援前线粮食835000余石[9]。根据地积极发展工业建设，先后成立了上百个大小工厂，在抗战胜利前，边区已能生产铁等基础重工业原料和玻璃、火柴等轻工业产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还以发行抗日公债、安置退伍残废军人、优待军属等方式大力支援革命。通过根据地建设，“劳动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改善”[10]，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成功树立了政治权威，成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革命、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改革，而是不断通过改革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调整既有战略策略。以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对待土地的政策就是一个不断修正、调整、完善的改革过程。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土地政策中“没收一切土地”规定引起的中农和富农的不满，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自耕田地不没收”，只没收“多余的部分”，这一改革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方向，团结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党又对土地政策予以调整，围绕“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11]这一目标，不再提“没收土地”，而是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一改革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保障了革命目标的实现。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又出台《中国土地法大纲》，使土地政策系统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土地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在整个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土地政策本身的实践情况、中国革命外部因素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目标的发展，及时调整政策，进行生产关系局部调整即改革，保障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和革命目标的实现。
正是革命时期重点抓革命，同时兼顾建设与改革，我们才“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2]。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3]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4]的建设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革命”被成功赋予了“社会建设”内涵，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建设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观上快速发展的愿望与客观上缺乏建设经验相互冲突，出现诸如“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问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曾经遇到严重困难”[15]。这又需要通过改革举措予以调整、转向，保证建设顺利开展[16]。1961年，党中央决定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措施是：精简机构，改善城乡关系；提出“农业六十条”等政策，发展农业，保证社会稳定；压缩基本建设，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促进经济领域宏观平衡；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领域管理，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此次经济领域的改革，使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到其他领域变化的冲击，国民经济比较顺利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所有这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充足的准备，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正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同步进行，我们“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7]。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18]。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是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19]。之所以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因为改革同革命一样，都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特点。首先，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是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的变革，而改革同样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其次，革命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改革也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再次，革命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改革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0]。总之，“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1]。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为了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为了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加强社会建设，推进民生事业的发展；对生态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对社会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就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正是由于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伟大的革命，在改革中对原有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并大力开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我们才“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2]。
综上所述，革命、建设、改革既是中国现代化接续不断的发展阶段，又是各个现代化阶段共时存在的互补举措。没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则无从谈及经济社会建设和改革的启动；没有持续不断的经济社会建设，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无法实现，再强有力的改革也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革对旧有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建设速度就无法加快，革命成果甚至有遭到颠覆的危险。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革命、建设、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协调推进
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开展全面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代中国百年剧烈的社会变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重大挑战、抵御来自自然与社会的重大风险、克服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阻力、化解社会重大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23]首先，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4]。其次，要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最后，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第二，围绕社会全面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5]。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性目标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第三，立足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以来，“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6]。在新时代，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要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的问题；要加强社会建设，直面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诸多问题；要加强制度建设，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
总之，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这场伟大革命，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以及党的建设制度等，通过实践创新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破除建设、革命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进一步释放党和国家发展的活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革命、建设、改革三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是中国现代化接续不断的发展阶段，又是各个现代化阶段共时存在的互补举措。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建构过程中的不断完善和改革；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接续推进和社会革命不断推进，也离不开党和国家制度建构基础上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中国改革开放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革命性自觉推进的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不懈的努力。革命、建设、改革举措的共时存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显著特征和独特标志。在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继承革命、建设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发挥三者的融合优势，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用“革命理想大于天”的气魄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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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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