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理论今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 80周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自发表伊始便受到社会各界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理解和认知，在范式、方法、视角、观点等方面呈现出若干新的研究动向，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为继续拓展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科学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动力、步骤，还深刻阐明了中国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构想。近十年来，学术界一方面对《新民主主义论》所蕴含的思想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就《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本身进行了考证和辨析。
首先，系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维逻辑和理论框架。比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辩证关系，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建构的上层建筑分为制度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的文化上层建筑两大部分。物质生活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社会的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有巨大的反作用，是社会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往往是影响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
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三结构”以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特征”，反映了毛泽东文化观的四重意蕴，即“深刻指明文化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奠定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基础，树立起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开辟了积极倡导文化大众化的全新境界”。
其次，深入剖析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蕴含的文化观。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奠定了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基础，其中涉及到文化的哲学含义，文化的实质与核心、类型与功能，文化的继承与革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化选择与文化整合等问题，强调毛泽东文化哲学仍然是我们当今文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也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来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当下时代社会发展根本方向、承当历史任务即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适应人民大众需求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集中凸显了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体现全球视野、凝聚中国特色、占领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最后，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和版本作了考证辨析。有学者通过比较考证《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对若干争议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39年，1940年 1月则是其发表时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文时间不可能早于《新民主主义论》，因而也无从得出《新民主主义论》发展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结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两个文本在同一天定稿，但内容却又明显差别，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根据准备发表的刊物性质，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此外，作者还提出，“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从在《解放》发表到新中国成立为止，毛泽东对该文进行过修改”，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收录文本的修改，则是为了“更加适合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版本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基本厘清了其版本流变与内容修改，但大多数成果没有注意到 1940年1月 20日《新中华报》第 98号，最先以新闻通稿形式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刊载，其后才被全文收录至《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98、99期合刊）、《群众》（第 4卷第 10期）等期刊并发行单行本。
2013年再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书提及到《新中华报》新闻通稿的内容，但其描述也存在若干讹误。该书说：“毛泽东是 1月 9日发表演讲的，随后他对稿子做了修改，1月 15日定稿。1940年 1月 20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作了摘要报道。此后，1940年 2月 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 1期（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均全文收录此文。”实际上，《新中华报》新闻通稿本的题目并非《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原本的题目也不是《新民主主义论》，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近十年来，学术界注重从话语建构的视角出发研究《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等概念和命题，产生了许多新成果，这是相较于过往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和新的学术增长点。
首先，进一步剖析了毛泽东创作和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关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原因，毛泽东在开篇就讲道：是由于“妥协空气，反共浪潮，忽又甚嚣尘上”，所以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反共浪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本侵略者的诱降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溶共、防共”方针以及部分中间偏右势力的随声附和。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那么党内外就会在信仰上发生危机，就会失去团结的依据和前进的方向，顽固派就会起劲地挥舞合法性的大旗，中间动摇势力就会靠拢国民党而疏远共产党”。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毛泽东写作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也有学者考察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宏观与微观语境，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客观环境、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成熟，构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条件；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革命与民主”的论争，推动构成了其形成基础。经过对革命任务、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国家政权等基本问题的探索，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
其次，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历史过程。有学者通过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历史背景、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中共在抗战时期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扩充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话语，对外能表达党的政治纲领，对内能明确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未来国家政权不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抗战的合作性和矛盾性交互生长的产物。该学者还同时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确立优势的历史过程，提出在建构路径上主要是由内及外，从党内和根据地逐步向全国范围传播；在态度上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在传播内容上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在建构形态上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最后，进一步明晰了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话语的思想渊源、核心内容和内在逻辑。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借鉴了三民主义的合理成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重任务”“两步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核心概念，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也有学者强调，新民主主义话语围绕“新民主主义”概念展开，用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
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过程体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话语真理性与话语价值性的统一”，是区别于其他政治话语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优势，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考察文本的阅读与传播来研究社会思想文化变迁，是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学术界从阅读史的视角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研究，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首先，分析了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传播机制。有学者考察了新民主主义在延安知识界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身份—身体—话语”的三重改造：整风运动消解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身份意识；大生产运动则在改造身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思想重塑；最终逐渐接受和认同了新民主主义，纷纷成为新话语的发声者和代言人，完成了由读书人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个人阅读与集体学习，无疑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实现话语转换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有学者聚焦民国知识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态度与评价，认为新民主主义让知识界“有所指望”“知所趋附”，消除了对共产党的误解和恐惧心理。更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还形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其次，考察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沦陷区的“跨域传播”。有学者认为，沦陷区的日伪政权不仅严行查禁《新民主主义论》，而且组织卖身投靠日伪政权的文人政客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攻击；国统区的国民党人也极力以三民主义否定新民主主义，并围绕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革命的步骤等问题，向《新民主主义论》发起舆论围攻。当然，也有少数国民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部分地表示了认同并作出了积极回应。还有学者在考察《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传播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统区人士尤其是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新民主主义论》内容的抨击和责难，并且强调这种批判的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新民主主义论，教条地维护三民主义”。
最后，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与应用。有学者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学界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思考，认为他们有的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则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些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启发价值。也有学者以文学家废名（即冯文炳）在 1949年春写成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为文本对象和研究个案，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态度。该学者认为， “《新民主主义论》有关中国自身现代化独特道路的阐述，与废名主张重拾‘民族精神’的观念形成耦合，成为他接受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和‘反封建’一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各种宗教与唯心论思想的否定，也引起废名的强烈不安，而使他产生了谏言的动机”。由此可见，对不同人群阅读经历和认知体验的研究，让《新民主主义论》得以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多重面相。
作为中国革命史和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被不断诠释与解读，并结合时代特征产生了新的价值内涵。对《新民主主义论》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的新阐发，也是近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领域。
首先，分析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具有寓于抗战之中又超乎抗战之上的理论及实践价值，蕴含在其对民主革命的性质判断、规律探索、战略决策和道路选择的分析，以及对抗战根据、主动权掌握、制胜法宝和目标实现等根本性问题的回应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有学者提出，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创作的一系列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探索的代表作。它们坚持构建通俗的思想理论体系，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内容；坚持采用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方式；坚持维护群众利益，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引领目标，使马克思主义进入到中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成为指引中国革命与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其次，阐发了《新民主主义论》对当前治国理政的现实启示。有学者剖析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为：在问题意识上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打造坚强政党结合起来；在思想方法上要自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规律性；在价值立场上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站位，凸显人民群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主体性地位。
有学者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从形成背景到主要内容再到价值意义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法论自觉，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深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有重要启示。还有学者重点关注《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思路对理解中国梦的启示，认为其问题意识、目标分解、逐步达标、具化任务和对错误思潮的批驳等，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梦，理解“中国道路既立足于国情、又适应时代，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的结论提供了启示。
最后，分析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有学者分析了《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贡献，认为毛泽东在革命论、阶级论、国家论、人民论等方面，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该学者还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与中国社会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阐明了如何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对社会结构论、社会冲突论、社会发展论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学体系。对《新民主主义论》时代意义的阐释，有助于彰显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近十年来，学术界强化了《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的问题意识，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展望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化和拓展。
第一，进一步发掘史料、考证史实，努力进一步还原《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和发表过程。应该说，当前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还有一些基本史实尚未完全搞清楚。例如，毛泽东究竟何时开始写作《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何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等都认为，1939年 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之后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换言之，也就是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在 1939年底被正式提出的。但在此之前，这一概念有没有通过其他“非正式”的形式发表和传播呢？
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在 1939年 6月 2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讲授陕甘宁边区建设问题的提要。他在提要开头即写道：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试验区。要在这里取得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经验，并创造干部”，最后又说：“党的最低纲领，在过去，在他处，只是宣传，在边区则要兑现。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谢觉哉能够把“新民主主义”写进报告提纲，并亲自向党校干部学员进行宣讲，说明“新民主主义”至少在 1939年年中便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认知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一部分“中国向何处去”中写道：“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都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可见谢觉哉在提纲中用以描述新民主主义论的“粗枝大叶”一词，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即使用过的，使人不得不推测谢觉哉此时是否已经读过《新民主主义论》的全文了。
另外，《毛泽东书信选集》所收录的一封 1939年毛泽东给吴玉章的信中也提及，“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这篇“理论性质的东西”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1940年 2月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可以证明，毛泽东最迟在1939年底之前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并向党内其他领导人传阅并征集修改意见了。因此，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情况，还需要更为深入的史料发掘和史实考证。
第二，运用概念史等新方法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知识考古”，展现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脉络和内在理路。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概念“新民主主义”为例，从目前所见资料看，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之前，至少已有江亢虎、邵洵美两人分别于 20世纪 20年代初和 30年代末所使用过了。据有学者研究，江亢虎在 1921年 6月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就起草了题为《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说明书》的报告，后于 1922年 8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19卷 16号上。江亢虎在文中提出了“社会制度改造论”，其中在政治方面就是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又名“限制民主主义”），主要包括选民参政、立法一权、职业代议三目。
此外，出版家邵洵美在其主编的《自由谭》杂志中也数次使用“新民主主义”概念，并且是同“旧民主主义”概念一并提出的。1939年 3月，杂志的“自由谭”专栏批判当时世界上的民主主义存在着“事实上根本的弱点”，即“守旧”和“自满”。因此，“民主主义应当刷新而不能再守旧了。旧民主主义以‘理直’为己足，新民主主义须‘理直又气壮’ ”，而中国“乃新民主主义的前锋”。邵洵美此前曾协助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完成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的翻译，并直接负责该英译本的印刷出版工作。
不过，毛泽东与邵洵美之间是否有过实际交往，以及毛泽东所提“新民主主义”是否受到了邵洵美的启发，还有待于佐证。可以看出，对“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重要概念的内涵变迁进行考证，必将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在理路。
第三，深化《新民主主义论》的学术史研究。对《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的现有成果大多聚焦于《新民主主义论》在某一时期（如前所述的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以来）的阅读和接受，尚未全景式地呈现出该文发表后的 80年来学术界对其整体研究状况的发展演变。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在延安整风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 20世纪 90年代末，先后出现了数次对《新民主主义论》集体学习和研究的高峰。
那么，《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会在这几个时间段中成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不同时期对《新民主主义论》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其研究趋势反映了怎样的时代背景？应该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刻思考，需要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意识、方法范式、观点视角进行细致分析，通过扎实的学术史研究予以回应。
第四，以思想史的视角，进一步审视《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所谓思想史视角，就是把《新民主主义论》置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宏观坐标之中，明确其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探究其形成发展的思想渊源，阐发其对于中共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历程的指导作用。比如，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是如何批判地吸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文化问题论战的思想观点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这样一次文化会议上讨论革命问题，并集中论证“新民主主义”这个重要命题？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而出场的新民主主义，是如何融汇西方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如何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辩证关系？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跳出《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本身来看“新民主主义”，从思想史的高度和比较的维度进一步解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阐发《新民主主义论》的时代价值、现实启示时，也应尽可能地避免以历史的“后见之明”作简单的价值判断，避免过度解读、牵强附会等问题，要更多地回到毛泽东创作《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中，来展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思想脉络。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内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有了令人称道的进展，相关成果深化了我们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但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和拓展的学术空间。相信随着更多新问题的提出、新视角的转换、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新民主主义论》研究也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李永进，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