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乡村治理的好做法，包括诸暨“枫桥经验”、东阳“村规民约”、武义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海“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等。近年来，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浙江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培育了安吉“余村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经验以及象山“村民说事”制度等乡村治理典型，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范本，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基层的具体实践。

　　安吉：融合协同打造新余村

　　远处绿水青山逶迤，近处田园阡陌纵横，电子监测屏上显示余村的负氧离子每立方米含量2万多。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西侧的余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的发源地。

　　在“两山”理念指引下，余村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拥有6000余亩毛竹山和600余亩农田，全村总面积4.86平方公里，辖8个村民小组，280户农户1050位村民的余村，多年来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发展充满活力、百姓安居乐业。

　　余村能有今天，是践行“两山”理念、坚持融合协同的结果。

　　2003年，通过党员议事、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村委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提出余村的转型升级方案，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关停矿山、水泥厂，并进行环境复绿和全面发展农家乐，走上了生态富民路。

　　从卖石头转为卖风景的余村，2017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超过2.5亿元，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近4.2万元。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说，余村创新使用村班子提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的“三步决策法”，完成了由工业经济向休闲旅游的产业转型。

　　2017年，余村将“禁售禁放烟花爆竹”写入村规民约。潘文革说，村委通过提前介入、发放倡议书、设立“双禁”警示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等一系列举措后，“禁售禁放烟花爆竹”最后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

　　为管好流浪狗，村委会让全村280户，每家出1人集体外出取经，再通过民主评议，寻求管理良方；在垃圾不落地试点决策过程中，余村也充分听取了民意。“如今余村还成立了整合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健康生活会的‘两山’议事会组织。”潘文革说，这一组织集合了村里的能人、贤人、明白人、热心人，进一步提高民主决策的质量。

　　余村在发展，过去大多是劳动争议、土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现在更多的是旅游纠纷、知识产权纠纷。2001年，余村就聘请了法律顾问，对村里的决策合法性审查、合同风险防范、矛盾纠纷把关，让余村一步步从“学会用法”走到今天的“习惯用法”。如今，村民自觉把法律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

　　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余村经验的本质和精髓，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

　　党建为引领，锻造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践行“两山”论，找到一条适合村情的致富道路；事情商量办，形成一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信法不信访，坚持一个守法用法的基本理念；文明树新风，营造一个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管理精细化，编织一张灵敏高效的综治网络。

　　正是这“六个一”，让余村开展乡村治理取得了丰硕成果，全村走向了美丽富裕、安居乐业的新愿景，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国家4A级村域景区。

　　余村不是孤立的盆景，而是浙江省千万个善治村的缩影。

　　桐乡：“三治融合”走乡村善治之路

　　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晓东感觉这几年轻松不少。

　　7年前刚上任时，火热的乌镇游催生了一批不规范的家庭旅馆。背包客是留住了，但类似卫生条件差等的投诉时有发生。在管委会指导下，“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于2013年5月成立，乌镇旅馆业步入“自治”时代。现在，一切按“行规”行事：入会后，家庭旅馆可打“乌镇人家”招牌，同时须遵守协会规章；在协会组织的不定期检查中，不合格者将被处罚。“现在，一家旅馆待客不周，其他业主都会予以批评，因为那会砸了大家的饭碗。”孙晓东很满意现在的环境。

　　堪称“双赢”的试水，是借了“三治融合”探索的东风。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嘉兴桐乡全面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加强顶层和整体设计，出台18项长效工作机制。目前，这一模式已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屠甸镇荣星村开展环境提升改造，村民对围墙高度、花坛用材等意见不统一，工程推进缓慢。焦急的党支部书记金福良找到村乡贤参事会会长魏建华，请他出面帮助做工作。魏建华欣然出马，一番入情入理的思想工作后，很快大家达成共识，工程顺利推进。这已非荣星村乡贤参事会头一回派上用场。乡贤们就通过带头做表率、巡逻检查，扎实推了一把“在城里都很难做好”的垃圾分类工作。

　　乡贤参事会作为新型农村社会组织，活跃在桐乡市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舞台上。乡贤威望高、能服人，一般由老党员、当地企业家、“走出去”后仍心系故乡的热心人士等组成。推广乡贤参事会模式是当地自治的又一新招。

　　高桥街道越丰村位于城乡接合部，因为高铁的开通，进入大开发、大建设的机遇期，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等矛盾纠纷随之而来。2013年6月，高桥街道探索组建3支植根于民间的团队——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治融合”工作就在这3个平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桐乡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桐斜路，多年来，高桥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征迁时，却因几户人家提出条件远超出现有的征迁政策，一度陷入僵局。最后，政府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这项工程，坚持过高要求的居民遭到众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大家说服同意拆迁。随后，百姓参政团又讨论解决了拆违章猪舍、治理榨菜污水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众参与整治决策的常态机制。

　　百姓参政团让政府决策集聚民众智慧，而道德评判团则直接把不良现象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道德评判团成员徐元明说，以前越丰村的村民都爱在房前屋后种点菜，搭个棚子堆放杂物，搬进新区房子后仍难改这一陋习。道德评判团成员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村民，说服力强。“村民自己也感到拉不下面子，马上就把棚子撤了。”徐元明说。

　　高桥街道如今已实现矛盾纠纷零上访、行政诉讼零发生，并基本解决信访积案。高桥街道党委负责人说，在处理具体工作过程中，基层十分注意“自转+公转”的有机结合，既注重以自治“内消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更注重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

　　村民法治驿站是凤鸣街道在“三治融合”工作中做的一道“加法”。为将法治推向基层，街道共成立11支法律服务队、62个法治驿站，服务人数达482人，除普法宣讲外，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调解。

　　如今，在桐乡，“德治”的形式早已不局限于道德评议，还设有揭露违法失德现象的曝光台，选树道德模范、星级文明家庭、“最美桐乡人”等典型，充分发挥德治的引领作用。

　　“法治与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这也一直是桐乡市探索“三治融合”的理论基础。据桐乡市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桐乡市这些年不断深化“三治”融合的探索，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三治”载体加以整合，形成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机制，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其带来的明显成效使法治思维渐入人心，道德风尚逐步形成，自治活力得到释放，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象山：“村民说事”让乡风更文明

　　2009年4月，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杰上村，在田头，在村口，村民总是窃窃私语。他们议论的，是村里水库引水工程的赔偿款。“被村干部私吞了”是他们的结论。时任村支书郑祖法一肚子委屈，怎么解释都没有人听。于是，他临时决定召开一场现场说事会。那一天，他召集了所有村民，把每一笔款的去向跟大家掰扯得明明白白。一场误会消除后，郑祖法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从那时起，杰上村每个月定期举行一场说事会。

　　没有想到，他们开启的是一个乡村基层治理的成功实践。10年来，从村、到镇再到整个象山，村民说事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以“说、议、办、评”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实现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行机制，走出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2018年全县以发展为主题的说事会3000余次，参与村民近4万人次，县镇村三级商议解决村民说事类事件8963件。镇乡（街道）的绩效评也把村民说事与集体经济、村庄环境、社会稳定、干部廉洁“四张报表”考评相结合，群众对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满意度逐年上升，达到97.3%。

　　夏叶村刚实行“村民说事”那时，村民张大毛并不觉得它有多大用处。直到2011年，村民们发现从山上接下来的山泉水有一股怪味。村干部提议花钱把自来水引进村。这事被拿到了村民说事会上。“我反对，这得花多少钱啊”“山上的水祖祖辈辈喝，这怪味应该是暂时的。”村干部提出了建议：“大家去参观自来水厂？顺便也把山泉水送厂里检测一下？”4辆大巴车将村民们拉到了镇上的自来水厂。看着规范、标准的自来水生产流程，对比着村里带来的水质不达标的山泉，村民们改了主意。半年后，夏叶村村民终于喝上了干净的饮用水。

　　东湾村由于建设规划需整村征迁，涉及农户115户、491人。整村征迁后新村怎么建？有说建成欧式排屋的，有说建成城市小区的。村民说事会上，一次次的商议使得大家的思想逐渐达成了一致。2017年7月12日，乡政府特意召开了东湾拆迁安置区规划设计方案确定会，由设计院专家详细解说，并由到会的74户代表进行无记名投票。在村民代表的监督下，整村打造精品民宿的规划方案最终通过。

　　以前，在象山农村，一场普通婚宴要持续三天开四五场，每场席开五六十桌，一桌动辄三五千元。白事排场更大，半个月的流水席很常见，人情费更是水涨船高。据调查，每家一年的此类开销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十多万元，成了沉重的负担。整治婚丧礼俗也就成了多个村民说事会的共同话题。据此，全县进行了婚丧礼俗改革，逐步形成依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良好社会风尚。2016年4月1日起执行新规到现在，全县共操办婚丧事8204起，执行新规8178起，执行率99.7%，节约资金近13亿元。

　　泗洲头肖胡村的一次村民说事上，村干部提议将高山园地开辟成果园基地，通过种植四季水果，发展休闲旅游来提高村集体收入，遭到了很多村民的反对：“地块土质较差，不适合种植果树，反而会因为盲目开辟荒山而浪费资金。”几次说事会下来没有结果，村干部邀请从事花木种植、民宿旅游的村民回村“现身说法”。半信半疑的村民同意试验播种油菜花。事实证明高山缺水油菜花的长势并不喜人，村民的测评满意度不高，开发再次进入了商议环节。2016年，村里再次召开村民说事会，商定种植格桑花、非洲雏菊、孔雀草。那一年的花期就迎来了4万名游客。2017年6月，这里举办首届花海节，一天时间村集体收入近10万元。

　　“村民说事说出更为密切的党群干群关系、说出了更富活力的乡村发展格局、说出了更趋和谐的农村社会大局、说出了更为充分的人民民主权利、说出了更加清廉的基层干部形象。”象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以来，象山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12.5%；乡村旅游蓬勃兴起，农家客栈床位突破1.5万张，获评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

　　10年的村民说事作为乡村治理的创新实践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书面交流，相关内容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去年开始，象山又开启了村民说事2.0版——探索形成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样本，将村民说事与农村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相统筹、与“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相结合、与“一中心四平台全科网格”相衔接、与乡风文明建设相融合。